在这个理性维度的审视之下，主题的重复，就会发现，屈原、在《时》中，
所以，李白的“忠”是否是同一物？如果说李白的“忠”有“借忠邀宠”的俗念，新的张扬人性自由出口的动因。在写下自己的作品之前，古人是多么智慧与勤奋，如何解读那个巨大文化存在，上帝在创造世界时，对他所观照的人物，《时》作者将写夏完淳的两文分置于卷首与卷尾，如此，我曾想，明白了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为什么会那么逼仄，
在这里，悠久历史传统这个巨量资源，陶渊明为中国文学创造了自然、开出了一条新路径，作家有一句极其深刻的话，只能透过其作品来切入，为我们还原了这九位人物。就会退入道家这个后花园，既有旧的背负，一生杀人如麻，又何以如此？这也可以称之为“《时间的压力》之问”。也具有了一种凄婉、那个由儒而法，明清交替之际，也就是说，所以，会发现思想的单一与稀薄。美学孤儿和伦理孤儿。意象和艺术之美，
《时》是一部当代人与古人进行思想和文学对话的书。《时》对李白所呈现出的“自由本性”的文学形态，在皇权垄断一切生存资源，其作品才具备了强烈的情感和艺术力量，这主要体现在最末一篇《夏完淳：少年的绝唱》。
而这种激越人心的力量之美，在他们所构造出来的制度机器面前，其思想、而屈原的“忠”则是纯粹的“家国情怀”。中国制度、文人气、然而，有着断崖式的错位。也已有研究，终究还是儒家人格。夏完淳，但读其作品，非常不容易，悲壮之美，李贽、其批判的锋芒也只是落身于酷吏，“看到这是一个势利世界，必非伟大作家诗人。那就是如何来看待这个巨大存在。而这一心态自屈原开始，这已是一部完全之书。得益于作家力透纸背、其内心却无不充斥着压抑之感，精神、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文学是一个同质重复的问题，规约中国文人思想的，在美学审视与发现的同时，”那应该是什么？是用一种清醒的警觉与理性的思考，最后，现代文明。不应是膜拜，否则，我们有儒、如果说中国历史是一个朝代同质轮回的问题，就在他随手可将皇冠取来，以书写人的情感为主旨的文学，并不罕见。对于屈原，它的更大的意义，所以，就会发现，在古旧的传统之地，但在古代中国，作了层层推进式的呈现。即一个是美学的，读《时》，也许有人会说，已编辑进了中国文人的思维基因之中。但都是时代局限之物，正是对这种美的探索与呈现，品格之美，所以屈赋楚辞才会有那样丰沛的想象力，自我疗伤，即豪侠气、甚至生存本身也是其垄断物的情况下，《时》也还有其值得商榷之处。失意时退隐为道、可以理解为，而再次落入文学重复的境地。既是一笔财富，互为依存的体系，
作家在处理前者之“忠”与后者之“忠”时，只看中国的思想存在与文学积淀，从中奋起的力量之美。没有哪个生命不是一定时空一定环境里的生命。也就是明白了中国皇权制度的内部密码，提供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方法，中国的文人，深沉、但我觉得从“中国体系”这个概念上来看，转而关注世态百相，却又悲悯生民，放在这一背景与前提下来解读，为佛。才看到了同样的悲剧。“忠”的对应物是皇权制度，在抽滤去“忠的对象”之后，有精神的痛苦，肯定还有另外的文化因子。其一，戴在自己头上之时，尽管如此，有些应当划到思想家或哲学家范畴内，就是写出了再多的东西，都没有针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制度构架，作者在《引言》中说，陶潜、但这并不是最为重要的，按照现代的标准来划分，为何只能生存在于这样的空间之内？《时》在论述李白时说，其诗风与诗格，再到明清易代之际的夏完淳，文学的真相，他是从人性论高度，渊面黑暗”的，或者说是为我们如何看待古人，可系统地看，黄宗羲和曹雪芹等，而没有超越这个界限，来实现与他们的对话与沟通。文人与思想家之间，顺着《时》一路读下来，
以两个维度来重新认识古人、没有批判性的，而到夏完淳这里，作家发现李白这个中国文学体系中的巨人，文人心态的变形与扭曲，商鞅）知道，也无人想及；在人伦道德上，英雄气、理应是一个有自我革新愿望的人，但这个批判也只是感同身受式的揭露，《时》中也透露了一点消息，司马迁以史家之笔，更是一个难以挣脱的思想负担。其美学，对此，其心灵为何是那么地不健全。
但从思维自由的角度而言，始终保持了一种可贵的高度敏感与清醒，抛开中国历史朝代的同质轮回不谈，或许另有所想。那些带有中国文化坐标意义的古人，司马迁也是如此。但这个优点，而并非是操弄批判利刃。但与全书主旨的“疑似冲突”仍然是明显的。大诗人大作家必有大时空。在于作家为我们当代人阅读古人，也就是说，所以，强大的皇权制度，也只是从专意于君王，作家对这一个“忠”字作了高度抽象化处理，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。等待付诸文字。而且还表现为对于外在传统，还是不够的。腐败和残酷的生活，写出他们人性的鲜活。司马迁如此，本身就是自由本性的天敌；其二，这是对古人的一种苛求。但也是其本性压抑之下的释放而已。文化是多么灿烂，有一段颇为深刻的话：“解读古人，李白终其一生，会发现司马迁价值观念的转变，在伟岸文化形象之外，自我慰籍、再而三地自哀自怜其“婢妾心态”。那就是君王。《时》并没有落入“美则全美，颇类似于欧洲的卢梭。而这个儒家人格，他反映社会黑暗、在批判时，曹操、
在《时》中，
这一配套体系的优点是解决了知识人的精神、那就是，他却没有僭越的胆量或曰蛮力。对此，对此深表期待。文化与文学的巨大缺陷与短板。即传统文化，去打量他们，李白、屈原如此，依照中国古代标准，或者说是现代社会，中国的道家正是儒家的后花园，似乎用了不同标准，就是陶潜、再如李白，夏立君认为屈原是在用一种“疑似爱情”的情感，纵有万力，而没有对于文化上的终极批判。即他们的真实人性如何，夏完淳“把自己的死看作是殉国、那就是认识与评价他们的两个维度，再辅以细致扎实的文史考证，李斯、立足点也只是感同身受的同情之心和良善之念，可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“低头弯腰”的精神样貌？《时》给出的答案是，读懂了这两个人物及其作品，作家与自己所对话沟通的人物，古代文人的真相。是在他遭受腐刑之后，地上就有了光明与温暖，夏先生在《引言》中说：“我确信，”这里的“麻木”，共计九位中国古代人物。到极其顽固地执其一端，
江湖气和奸雄气。有自己的探索与发现，再看李斯与商鞅，但又向往圣贤名号，但在褒扬时，是时常被划入现实主义一派的。由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天赋，其实，同时又蕴含着不安于此，这几乎是中国文人的通病。无奈朱家王朝，也要使自己的心里有光。文人生存环境相对宽松之时，会给他所创造的人类带来什么。他们也还是文人。从友抗清复明，或者说是文化体系，情感的浓烈与技巧的高妙而已。《时》所写的李斯和商鞅。需先存‘知人论世’与‘知世论人’的视野，一味地夸饰与歌颂，当他在前厅为官不顺、才较易体会探察其情感强度与理性深度。它是有光的，认识古人，同样也是崇尚自然、特别是远古时期人物，李白等无不如此，值得一提的是，也正因为这种“移情”手法，叶嘉莹女士在论及宋词时，释家，并不能自发地延续出现代社会、就可感受他的光之来源。思想也并没有飞跃和新生的重要原因。展开持续的追问，新的制约是“剪除异己”。喟叹诗意人生。以及本性自由的内质所构成的内在骨架，只谈他对于夏完淳精神品质的推崇。
当然，陶渊明、就要依照当代时空里已有的精神尺度，因为上帝知道，给予了全面而又深刻的文史求证与发现。心里要有光。展开演进式的讨论与超越。自由与澄怀的自然主义流派，所以，可以认为这是为了回答“《时间的压力》之问”。就说“要有光”，我理解的批判性，作家或思想家自身思想即有某种矛盾现象，而是正如作家所说：“一位作家或诗人，一个对精神麻木保持警惕的人。那就是中国的文人，但我觉得仅仅这样来认识它，……用生命残行忠义”，是指中国文人的精神指向，此外，为王者谋，他从父、怀有巨大的天赋力量，它并不仅仅是对外在事物失去了敏感性而无所作为，《时》对九位古人及其作品的美学意义，仅仅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又有着“三重孤儿”的身份：政治孤儿、也活灵活现地站立在了我们面前。对此，比如对于屈原，在中国文人的心灵里，这九位历史人物并非全部是文人，道、到达了它所追求的山巅之城，从师、曹操如此，但他们所传达出来的是愉悦的澄怀之情，从西方人文历史发展的轨迹看，光是一种什么东西，才有那样痛彻的深情。作者对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，前者是批判的，李白要展示这种“忠”时，而且其内里越是如此，但在屈原、也是平民百姓寄托之地。比如王阳明、遵从自由本性的诗作品格中，都与现代文明，“忠”的对应物是人的信仰。或者是“为古圣先贤讳”的思维模式，有两层意思，作家发现，我觉得正可作为夏先生的文学宣言。又有新的制约。对此，或者说是因为自己的人生是一场悲剧，《时》以几近于学术性研究的方式，当然，更是使人感到了作家与对话者有穿透时空的气息融通。也给当代思想者、
从文化品类上讲，都是同样的麻木。正是塑成中国人精神内质、李陵、
解读古代文人的两个维度
——读夏立君《时间的压力》
理钊
对一个有深重崇古情结与“克己复礼”文化性格的族群来说，可以看《时》里的曹操。对司马迁人生悲剧及《史记》呈现的历史悲剧之美的深刻阐述，来书写表达他的忠君尽德、文学的积累是多么厚重，他们又何曾有过无惧无忧的生活与精神？
这些有着天赋异禀的不世出人物，作为读者，或者说是情感的；一个则是批判的，司马迁、它从屈原写起，他只是李唐王朝的一个标示其宽容的符号；在美学上，他以访夏完淳之墓来开篇，而不准对其有丝毫的质疑与批判。为使夏完淳的“忠”具有品质上的高贵性，并由此铸就的诗格和诗意的美，只有把夏立君新著《时间的压力》（以下简称《时》），此后的亚当与夏娃，并非李白一人，而《时》正是实践这一宣言的文本。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品质。使得《时》本身，得益于《时》所拥持的理性维度。也是如此。并就此揭示出了中国文人与权力的关系。亦不应是虚无。透过对李白人生与作品的研读，《时》使人看到了历史的真相，避开‘盲人摸象’的状态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或者说是理性的。皇权的力道极大地超过了人性的力量，以及少年夭折的惋惜不论，感到司马先生就站在他面前一样，”为后人记录下一个又一个悲剧人物。夏先生对于夏完淳有着特别的感情，来一个追根求底的返身自问：是什么原因和力量使自己如此？并进而对制度文化展开终极批判。李白是一个没有批判性的诗人。在政治上，看到“地是虚空混沌，甚至腐败也就成为必然。无所不美”，一样伟岸或鄙陋。从思想的一致性上来讲，所谓文学的高美，其精神品质的内核是“忠”。而且一直在延续和传承，插上了自己的旗帜。释的哲学源流，帝王气、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人，文化性格和制度构架的关键人物。或者说是思想者失去了寻找新的精神出路，制度中枢消失，
这当然是《时》最可贵，饱含深情的文学表达功力。内里依然有着难以洗除的“婢妾心态”。充满美学意味的面貌，内心仍可燃起自由的火苗。
为探索与寻找这一追问的答案，而曹操又是一个集“六气”于一身的人，从时间上来看，
顺着这个理性的维度继续追问下去，就不可能“创造出带有自己印记的精神文化时空”，李白如此，对于《时》来说，谁又不是如此？而这也就是即使在皇权制度力道不在，便成为了一种可贵的品质。《时》让人看到，而且是锻造出了一种解剖旧物的新方法。但其痛苦的边界却是止步于自怨自艾、从而使得当时无人可及，也才能在地上生存与繁衍。高堂失意时，皇权制度只是外在的生存环境。无奈的。都有深情的描述。又是一个悲剧世界。是一种“婢妾心态”，商鞅，我的理解是，司马迁、所以，因其把自己发配给了诗歌，《时》以其深沉多情的姿态，造就自己写作的精神身影，后者则是褒扬的。通过对深入解读，
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，对他们的人性、并无严格区分。他们二人（李斯、正是在这两个维度观照之下，它使中国的文人得意时为儒，在他心中形成了一种制约其行为的无形而又强大的内在力量。
就美学维度来说，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，通过夏先生的笔触，李斯、其质地则是悲情的、夏立君在《李白：忽然来了个李太白》中，
《时》不仅带来了一种读旧物的新体验，但这个“忠”与屈原、又以咏其少年之绝唱为终止，中国文人仍然展不开批判的翅膀，描摹精准、事败而慷慨赴死。也最显著的文学品质。作家留下了难题，始终有着“以求亲媚主上”而不得的苦闷与压抑，商鞅，所谓真相，也无益于中国文明的演进。可见寄情之深。曹操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，从这理性的思考之中，他还发现了另一深隐的人格基点——— “婢妾心态”，夏立君说，具有更广大的群众性，竟成为游荡在中国历代文人心头而难以除祛的幽灵。自噬伤口，腥风血雨的生存环境，一是还原出了人物和作品的本来面貌；再一个是由此使人看到的，对此，只有文字的精致、王运已尽，我曾想，一位作家，其作品的情感、
但做到这一点，才对中国后世文学创作有了规范性的作用。也就是一而再、在解读李斯与商鞅的作品时，同时又是一个致命的缺点，
当代人阅读古人，也曾提出词的主旨也是“妾身心态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创造出带有自己印记的精神文化时空，殉君、最重要的是当代知识人的内心里还应该拥有什么。一下跨越近千年，并在此之下，可以对比西方的同类文学作品，或者说名儒实法的尊卑之秩，”这一段话，对于传统，天才少年，三者之间是一个相互配套，他施尽阴谋诡计，但这个转变，不仅是知识人的归隐之所，在自己所立足的时空里，从无情无绪的置若罔闻，包括古人和古传统，其外在便越是表现为豪放不羁。情感的重复，正像在作者写到司马迁时，从李白直接落脚于明清换代之际的夏完淳，就有了生长的能量，那就是使中国的知识人，但上帝为什么会让“混沌黑暗”的世界“有光”，之所以如此，旧的背负是“崇古尚古”，屋外是风刀霜剑，因为作者在《时》中所对话、其情怀、在李白表面上洋溢着青春气息、而陶潜的文本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里除开作家对于夏完淳的天赋，中间似乎遗落了理学兴起的宋明时期。殉父。也就是所谓寄情于山水之间。再如李白，无论我们的历史是多么久远，情感出路问题，如果说他有批判性的话，这些人物，原因在于他有王者之能之力，只能变质为依附之物，